在当今社会,如果人们仅仅依据个人的视角,以及他人的恶意指控去判定谁才是敌人,我们就注定会身处一个满是敌意的环境,人人自危。近日,阅读了毛星火的几篇文章,这种借助夸张与偏见来攻击先贤的文风,让我深感恐惧。这并非是一个人的孤立偏执,而是一种愈演愈烈的文化潮流。曾有朋友对我说,不必对这种小人物大动干戈,但经过深思,还是决定写下来。因为如果我们对随意的人身指控熟视无睹,将来这个民族便将永远失去敬畏与禁忌的底线。
首先,毛星火自诩“代表民心”,以此为权威,试图左右历史的解读。然而,我不相信他能代表我,更不相信他有资格替我发声。不断宣称自己是公众代言者的态度,究竟是一种自恋,还是对理性的无视?其次,他所提到的“虚名之下尽是不堪”这一论断,显然是对胡适的极大误读。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,不正是使无数人走出了文言文的禁锢吗?连毛星火自己所撰写的文字中,均没有半点古典文言的影子。那些日常言辞的口诛笔伐,若换到自己身上,自然不算回事。
毛星火这种不断喧哗与攻击的旧式大报文化,始终蕴含着暴力、威胁与排他性,其使用充满仇恨色彩的言辞来快速定性对方,目的就在于扼杀理性的讨论。这一做法不仅割裂了传统道德与文化的联系,更是对现代汉语表达与文明理性的巨大毁灭。 球盟会
再说那篇著作中提到的某人日记里的愤怒之词,如“狐仙”、“野犬”等等,这些确实是有出处的。然而,胡适当年所反对的,并非这些无厘头的称谓,而是对那位日记作者不可告人的野心的拒绝。正因胡适不屈从于不合理的要求,才招来了这样的辱骂。在对立的阵营中坚持立场,这未必说明胡适的问题,反而显示了他的独立性与原则。
倘若持这样的论述标准,那么历史上的秦桧与岳飞,是否也能用同样的逻辑进行判决?秦桧对岳飞的陷害,不论其动机如何,都无法证明岳飞就是“彻底失败”的恶徒。同样,屈原的忠诚与遭遇,岂能因与其意见相左而否定其人格?更有甚者,当胡适去世时,那个曾怒骂他的日记作者,却也给他写下了“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”的挽联。这样的差异障目何为?
胡适身历多次批评,得罪了各个阵营,甚至有人想要将他硬生生地塞入某个特定的阵营,以此来最终定论他,这不正是选择性叙事的表现吗?对于一位先知型的学者而言,传统的评价标准应当是“知人论世”,而非单一的立场纯正与否。若一旦立场被认定为不纯,便可一键抹去他的历史贡献,那将是对文明的极大威胁。 球盟会
这样的思潮一旦兴起,个人的见解便被淹没在狂热与愚昧的洪流中。历史上,这些风潮往往无需太多的理由,一点小恩小惠,一丝被认可的表面,就能促使某些人走向极端,继而消灭另一些人。那些被指控为敌的,往往是当下无冤无仇的人,而明天,这样的指控或许会指向任何人。最终,有些则可能成为造谣者的帮凶,自己却在其中满怀正义感。
文明的建立需要时间与心血的沉淀,而其毁灭却往往只需一时的狂热与愚昧。当道德的审判成为个别人的专属,而历史的真相被扭曲与忽视,未来的路该如何走,实在令人堪忧。